【目的】灌溉制度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至关重要，但其对农地流转的作用没有正真获得足够重视，厘清二者关系对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方法】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灌溉制度影响农地流转的机理；其次，使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7 年的调查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并分别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具有回归调整的逆概率加权法（IPWRA）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①基准回归结果为，建立了统一灌溉制度的村庄平均耕地流转比例增加5%~8%，村庄灌溉设施维护频率越高、灌溉设施维护程度越好，村庄耕地流转比例越高；②稳健性检验结果为，统一灌溉制度和特定灌溉设施维护频率、灌溉设施维护状态对耕地流转的处理效应同样显著。

  【结论】良好的灌溉秩序和有效的灌溉设施管护机制都有助于农地流转的实现。推动农地的市场化流转，可以从优化完善灌溉制度方面寻找政策着力点。

  灌溉制度；灌溉秩序；灌溉设施管护；农地流转；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具有回归调整的逆概率加权法（IPWRA）

  建立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基础上的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构成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市场逻辑。在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与农业劳动力要素相比，农地要素的流动频率和流动规模均更加滞后，已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短板。鉴于制度是影响因素配置的基础因素，已有不少研究从制度视角出发，探究中国农地流转效率偏低的成因。一类着眼于产权制度，强调“确权”对地权的稳定作用。正因为农地产权或使用权界定方面的缺陷，导致了高昂的农地流转价格。因此，通过产权强化能提高效率。但遗憾的是，基于新一轮农地确权的诸多研究并未很好的支持上述论断。另一类立足保障制度，突出农地的“非正式保障”功能，认为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承包户对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的追求造就了较低的农地流转效率。基于此逻辑，新农合、新农保等正式保障制度的建立可显著促进农地流转。但已有研究显示，农村社会保障的完善和发展对不同群体的农地流转影响表现异质，正向作用并不突出。

  从农地流转发生的根本动因来看，土地产出收益才是影响作为决策主体的流转双方达成协议的关键。农业经营制度的安排，恰恰是决定土地产出收益的重要的因素。因此，从农业经营制度本身出发认识农地流转问题有着较强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农业的特殊性在于其自然生产属性，主要体现为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水是农作物的生命之源，能否在生长期获得足够的水源直接影响农作物产量。受气候和水资源分布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的水源获得主要是依靠灌溉，尤其是对于水资源短缺、降水量又低的地区。尽管中国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北方地区拥有全国54%的耕地面积，但水资源占有量却仅为全国的36%。在相对不易改变的水资源空间禀赋下，中国的农业经营离不开灌溉。而灌溉制度的选择，不仅必然的联系到水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效率，更与农地产出收益息息相关。当前中国全部农田中实现有效灌溉的比例是54%，却生产了全国75%的粮食和90%的经济作物，灌溉与产出之间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灌溉设施的缺失以及灌溉组织管理的低效可能会影响农产品产量，进而传导放大为对土地流转的制约。而倘若能够最终靠优化灌溉制度安排提高农业用水效率，进而影响农业产出助推土地流转顺利实现，将会对中国农业规模经营产生重要指导价值，这正是本文选择灌溉制度开展研究的动因。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田野观察，水资源及相应的制度安排都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学界关于灌溉制度的讨论却相对不足，更没有研究专门探讨其与农地流转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灌溉制度与农地流转的关系，并借助微观数据来进行检验。

  灌溉制度反映的是农业用水的供给和分配安排。根据成诚等，毛寿龙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有关灌溉制度和灌溉管理的研究，本文认为可以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灌溉制度：①灌溉设施的建管制度，对应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管护，决定了水怎么供给和管理的问题；②灌溉的组织制度，对应农业用水的组织方式，决定了水怎么分配和利用的问题。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灌溉制度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经历了从集体灌溉为主到个体灌溉与集体灌溉并存且个体灌溉逐渐占据主导的演变，农业灌溉方式的“个体化”趋势和失序，使得每个村民的灌溉都处在更大的不确定性中。

  当前对灌溉制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讨论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灌溉制度直接决定着灌溉效率和灌溉成本，对土地产出收益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研究表明，集中化的渠水灌溉相对于分散化的井水灌溉更有效率，农户自己抽水灌溉的成本要远高于集体灌溉的成本，同时还易发生用水纠纷。国内外有很多研究验证了有效的灌溉制度安排对增加农业产量和提升农民收益的作用，Huang 等发现灌溉水平的提高对于粮食单产的增加具有非常明显正向作用，其中玉米的增产比例接近30%；同时，更好的灌溉质量也明显提高了农户的家庭收入，增收比例高达76.1%。Evenson 等和Chen 等分别发现政府在灌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明显提升了印度和中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印度，中国灌溉设施建设投入的效率提升作用尤为明显。吴清华等通过研究之后发现灌溉设施对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成本的弹性系数为负，即农田水利建设有利于减少农业生产成本。

  由于农业灌溉能够更好的降低自然降雨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因此良好的灌溉管理已成为减少水资源短缺和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对粮食生产不利影响的重要手段。Olen 等发现良好的农用水供给制度会增加农民的灌溉比例，也能够改变水资源短缺对农户灌溉技术采用的不利影响，其根据结果得出获得美国联邦供水的生产者，农田灌溉比例要比其他生产者高14%~29%。Mccord 等[30]对肯尼亚的研究发现，用水组织的制度安排对农户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时的种植多样性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而在中国，杨宇等发现良好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有助于农户实施灌溉适应性行为，农田水利设施较好地区的农户灌溉强度比较差地区明显提高了约18%，减缓了旱灾对粮食单产的负面影响。

  尽管已有文献论证了灌溉在农业生产中增产、降本、抵抗风险的及其重要的作用，但直接讨论灌溉和土地流转关系的文章相对有限，在研究视角上大多分布在在两方面。一是将灌溉作为一个影响因素纳入到实证模型，如马瑞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耕地的灌溉比例对村庄农地流转市场的活跃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王岩则发现村庄水利灌溉设施的保障会促使农地流转双方更倾向于选择市场化的合约；张亚丽等将灌溉条件作为衡量耕地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证明了灌溉条件好的地块被农民转入的概率更高；谢花林等和He 等都研究之后发现，在地势较为复杂的山区，地块灌溉条件越差越会促进农户耕地撂荒。二是讨论灌溉条件和土地租金之间的关系，如陈婉露等研究之后发现灌溉方便、排涝顺畅的土地流转价格更高；徐羽等进一步研究之后发现对于低租金的地块而言，灌溉条件对租金的边际效应更大，即灌溉条件的改善能带来更大的租金上涨幅度。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已有文献缺乏对灌溉制度和土地流转关系的系统讨论，本文则首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释灌溉制度安排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机理，然后借助微观调研数据和实证模型，证实灌溉制度对农地流转的实际影响；二是已有文献对灌溉的关注更强调灌溉的结果，而非灌溉的制度安排，灌溉制度安排对灌溉结果有决定性影响，对灌溉制度安排的讨论更加有助于发掘问题本质并找到政策制定的着力点。

  由于中国乡村的人情社会特征，农民之间无偿或以人情地租为标的发生的农地流转现象较为普遍。在这种流转形态下，土地收益不再是决定流转的核心因素，因而也会改变灌溉制度通过土地收益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作用。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市场化流转形态下的农地流转，农地转入方和转出方都追求流转带来的最大效益。对于农地转入方而言，只有当转入农地所带来的收益符合或高于预期，才有机会转入农地，对农地转出方亦然。衔接转入方和转出方的纽带是农地租金，农地流转的实现，即流转双方经过谈判最终在租金上达成了一致。农地租金是农地收益和风险的全面体现，灌溉制度影响农地流转的机制就在于其对农地租金的决定作用。这一机制的合理性得到了一些文献的支撑，如张成玉研究之后发现灌溉设施情况对土地转入者和转出者的意愿价格都有显著影响；安永军则发现，如果由于灌溉不便而导致种田效益下降，多数农户会在租金可接受的情况下同意流转，也就是说灌溉不便会降低农户对土地流转租金的预期。

  本文参考Carter 等、程令国等的研究构造了一个代表性农户生产模型。假定土地和劳动力是农业活动所需的主要生产要素，农户既可以将劳动力分配给农业生产以获得农业收益，也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外出打工获得工资性收入；同样，农户也会通过你自己的禀赋条件、经营能力决定是要租入土地还是租出土地。因此，农户面临的优化问题如下：

  本文数据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7年的暑期调查数据。该数据是由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师生组成的数十支调研团队于当年暑假完成。调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从各省挑选出40~50 个村庄，展开农业生产、农户生计、村庄发展等方面的问卷调查，最终收集到21 个省（区、市）865个村庄的调查问卷。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保留报告了村庄土地流转的样本，最终筛选出281 个村庄样本。

  被解释变量：耕地流转比例（Transfer）（表1）。本文旨在从村级层面讨论灌溉制度和土地流转的关系。所采用的数据包含了2016 年度村庄内耕地资源及其利用情况，符合实证分析的需要。考虑到不同村庄耕地资源禀赋的差异，本文利用村庄耕地流转面积和村庄耕地总面积之比，构建耕地流转比例这一变量来反映村庄耕地流转程度。整体看来，村庄样本平均耕地流转比例为32.63%，与农业农村部所披露的2016 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占总承包经营面积比例达到35.1%基本吻合，表明所采用的村庄样本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核心解释变量：灌溉制度（ Irrigation）。基于前文对灌溉制度的讨论，从两个方面对村庄灌溉制度加以衡量。一是用“本村主要灌溉方式是否为统一灌溉”（Organization）来衡量村庄的灌溉组织制度，若村庄实行统一灌溉，则Organization=1，否则Organization=0，村庄统一灌溉有助于协调用水秩序，解决用水纠纷，来提升灌溉效率；二是用“村庄灌溉设施维护频率”（Frequency）和“当前村庄灌溉设施维护情况”（Maintenance）来衡量村庄的灌溉设施管护程度和效果，村庄灌溉设施维护频率越高、灌溉设施维护效果越好，说明灌溉设施管护制度越完善，有利于保障农业经营者对灌溉设施的正常使用。从整体看来，样本村庄中实行统一灌溉的比例为57%；60%以上村庄每年或两三年对灌溉设施进行一次维护，60%以上的村庄灌溉基础设施维护情况为“一般”。

  其他控制变量。根据调查数据内容，结合已有文献，从村庄规模、劳动力结构、村耕地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经营权稳定性等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村人口规模（Population）、本村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例（AgriLabor）、村人均耕地面积（Land）、村庄与本乡镇政府所在地距离（Distance）、村庄通公路情况（Road）、1990 年以来村庄土地调整的次数（Adjustment）、村庄遭受旱涝灾害情况（Disaster）。各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由于各村人口规模差距较大，为消除异方差问题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对村人口规模原始数据做取对数处理。

  基准回归如表2 所示，列（1）、（3）、（5）模型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列（2）、（4）、（6）在核心解释变量基础上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列（7）、（8）则是为避免存在遗漏关键变量造成的估计偏误，在模型中同时加入了代表村庄灌溉组织制度的变量与代表村庄灌溉设施管护制度的变量。同时，为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采用村庄耕地流转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表3）。总的来看，各模型运行良好且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基本保持一致，这表明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从估计结果来看，无论是代表村庄灌溉制度建立的统一灌溉安排变量还是代表村庄灌溉制度运作状况的村庄灌溉设施维护频率和当前村庄灌溉设施维护情况变量，都对村庄耕地流转有推动作用，初步验证了前文的理论推断，即村集体统一灌溉制度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具体来看，列（2）的根据结果得出，相较于其他村庄，建立了统一灌溉制度的村庄平均耕地流转比例增加7.29%。列（4）和（6）的根据结果得出，村庄灌溉设施维护频率越高、灌溉设施维护程度越好，村庄耕地流转比例越高。将“本村主要灌溉方式是否为统一灌溉”（Organization）分别与“村庄灌溉设施维护频率”（Frequency）、“当前村庄灌溉设施维护情况”（Maintenance）共同回归的列（7）和（8）也呈现了结论上的稳定性，即村集体统一灌溉和更有效的灌溉设施管护都有利于提高村庄耕地流转的比例。即便将村庄耕地流转比例替换为村庄耕地流转规模后，3 个核心变量的影响依然十分显著（表3）。这一结果证实了灌溉制度对农地流转的重要性。农业种植对于水资源和水利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很高，因此一般认为农田水利建设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效益。尽管中国灌溉工程或设备的配备程度逐步的提升，但有研究却发现这些有效灌溉设施建设的持续增加在改善中国粮食作物灌溉效率方面的效果却并不显著[48]，本文的实证结果能够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即这可能和灌溉制度的建设不完善有关系。如果缺乏合理的用水秩序，常常会出现用水纠纷，灌溉效率自然会受一定的影响；此外，即便灌溉设施建成，假如没有良好的管护机制，同样会对灌溉效率造成负面影响。二者叠加必然增加农作物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这降低了经营者转入土地的吸引力，从而形成对农地流转的阻碍效应。从实证结果看，以村庄统一灌溉的形式协调用水秩序，同时提高村庄灌溉设施维护频率，对于保障农业用水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益进而推动农地流转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采用PSM方法分析统一灌溉制度对耕地流转处理效应以纠正有几率存在的选择性偏误。考虑到所采用的数据处理组样本数大于对照组，并不完美符合PSM方法对于对照组样本数大于处理组的要求，为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采用自举法随机从处理组中抽取对照组样本数的1/2（抽样60 个处理组）形成新的样本，并以此新样本对实施统一灌溉制度的处理效应进行稳健性分析。

  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模型选择性偏误时，需要首先对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做共同支撑检验，以确保PSM估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同时，为保证匹配后两组样本除存在灌溉制度安排差异外，其他变量不存在系统性差异，还需要对样本做平衡性检验。本文分别采取核匹配、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与局部线 种方式来进行匹配与平衡性检验。

  图1 展示了匹配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倾向得分核密度分布情况，能够准确的看出两组样本的大多数倾向得分值落入共同取值范围，并且经过匹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倾向得分分布差异显著缩小，表明匹配质量较高，通过了共同支撑假设检验。从平衡性检验结果来看（表4），与匹配前相比，4 类匹配方法下Pseudo R2和LR 检验值均显著下降，标准化偏误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分别由20.1%和14%下降至不足10%。表明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显著弱化了样本的系统性差异。

  在通过平衡性检验后，进一步测算匹配后两组样本的ATT，结果整理如表5 所示。总的来看，4 类匹配方法下，ATT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匹配后实施了统一灌溉制度安排的村与未实施村的耕地流转存在非常明显差异，4 类匹配方法下实施统一灌溉制度的村庄耕地流转比例平均比未实施村高8.49%，稳健性分析结果为这一差异平均值高达9.91%，都要高于基准回归中得到的系数，进一步验证了统一灌溉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

  采用IPWRA 方法需要满足重叠假设（OverlapAssumption），即要求有特殊的比例的样本都有接受任一程度“处理”的可能性。本文分别针对村庄灌溉设施维护频率和当前村庄灌溉设施维护情况做重叠假设的检验。图2 展示了灌溉设施维护频率为多年失修（T=1）、两三年一次（T=2）、每年一次（T=3）和每年至少两次（T=4）的村庄分别接受特定灌溉设施维护频率“处理”的预测概率分布。图3 则展示了针对灌溉设施维护情况分别为较差（T=1）、一般（T=2）和较好（T=3）的村庄分别接受特定灌溉设施维护情况“处理”的概率分布。图2 和图3 表明，各处理组接受不同程度“处理”的概率分布均在0~1 的范围，且各处理组概率分布存在重叠区域，因此能认为并未违反重叠假设。

  确认数据满足重叠假设后，利用IPWRA 估计出特定灌溉设施维护频率和灌溉设施维护状态的平均处理效应（表6），其中，除IPWRA估计结果外，还纳入了IPW 和RA估计的结果作为稳健性参考。由表6 可知，3 种估计方法的平均处理效应基本一致，表明实证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整体看来，村庄灌溉设施维护频率的增加与灌溉设施维护状态的提升均对村庄耕地流转有推动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村庄灌溉设施维护频率方面，相较于灌溉设施“多年失修”的村庄，对灌溉设施进行两三年一次、每年一次和每年至少两次维护的村庄，其土地流转比例分别增加10.83%、12.80%和11.27%。同时，对比不同处理程度下，土地流转比例的边际增量能够准确的看出，由“年久失修”到“两三年一次”的土地流转比例边际增量为10.83%，由“两三年一次”到“每年一次”的土地流转比例边际增量为11.06%。而当灌溉设施维修频率由“每年一次”提升至“每年至少两次”时，土地流转比例无显著增量。这表明，村庄灌溉设施定期维护由“无”到“有”将明显提升土地流转比例，而对于已经建立起灌溉设施定期维护制度的村庄，逐步提升维护频率带来的土地流转比例提升不显著，也即村庄灌溉设施维护频率对土地流转的推动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有研究发现，不同的农田水利管护模式和不同的农户参与性机制对灌溉效率有不一样的影响[49,50]。与之相似，不同的灌溉设施维护频率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也有差异性，从结果看并非越多越好。

  村庄灌溉设施维护状态方面，灌溉设施维护较好的村庄相较于较差和一般的村庄，土地流转比例有显著提高：相较于“较差”村庄，平均土地流转比例增加13.26%；相较于“一般”村庄，平均土地流转比例增加18.39%。然而，灌溉设施维护“一般”村庄与“较差”村庄的土地流转比例并无显著差异。这表明，一方面，与理论推断一致，灌溉设施维护状态的改善最终会促进村庄耕地流转；另一方面，改善灌溉设施状态对于村庄耕地流转的推动作用呈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特征，即只有当灌溉设施状态改善到“较好”时，才可以有明显效果地的推动村庄耕地流转。

  加快农地市场化流转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灌溉制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281 个村庄样本，从灌溉组织和灌溉设施管护情况两个方面对这种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1）相对于未实施统一灌溉的村庄，实施统一灌溉的村庄实现了村内更高的农地流转比例，即有序的灌溉安排能够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基于不同的模型设置，建立了统一灌溉制度的村庄平均耕地流转比例能够比未建立统一灌溉制度的村庄增加7%~11%。

  （2）灌溉设施维护频率越高或灌溉设施维护程度越好，越有利于增加村域内农地流转的面积，即有效的灌溉设施管护可以为农地流转创造更好的实现条件。灌溉设施维护频率并非越高越经济，其对农地流转的推动作用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灌溉设施维护程度在“较好”状态下才可以有明显效果地的推动村庄耕地流转。

  由此可见，以村庄统一灌溉的形式协调用水秩序，同时保障村庄灌溉设施的维护频率和维护质量，将会提高农地流转的发生概率。

  推动农地市场化流转，要逐步考虑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要为农业经营活动创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更多利润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对农业作物生长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灌溉制度。灌溉条件不完善和灌溉设施管护缺位无疑会增加农业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给农地市场化流转带来负面影响，灌溉的公共品属性意味着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一方面，需要优化灌溉的组织安排。在政策上支持村集体或者类似组织发挥统一灌溉的功能，促进良好灌溉秩序的实现。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农田水利的建设和管护。鼓励和支持村集体成为农田水利的管护组织，对于集体收入不足的村庄给予专项资金用于农田水利设施的日常管护，同时要探索形成更为科学有效的管护方式。